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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函有约束行政机关之法律效力吗  

2006-05-11 23:48:57|  分类: 偶尔事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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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函有约束行政机关之法律效力吗

朱达志


黄汉民通过诬告陷害,将海南新大洋石油公司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开办人唐开兴、蔡宝银夫妇15年辛苦经营所得价值1.8亿元的企业,一夜间换到了自己名下,并通过洗钱将企业资产据为己有。这样的事实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已获得法律的最终认定,其判决也已正式生效——黄汉民也已伏法。然而奇怪的是,2005年9月,海南省高院却以“公函”的形式,要求海口市工商局暂缓办理海南新大洋石油公司变更工商登记手续。(4月14日《北京青年报》,4月28日《中国保险报》)

既然海南省高院自己也裁定黄汉民对唐开兴、蔡宝银财产的攫取是非法的,那么物归原主则理所当然,按理说它应该敦促海口市工商局迅速办理有关变更登记手续才对,怎么竟反其道而行之,用“公函”这种法律效力极低的行政文件形式,要求后者“暂缓办理”相关手续呢?这样出尔反尔,所遵循的究竟是什么逻辑?要知道,法院是公道与正义的象征,是法律尊严的标志,是维护法治秩序最重要的机关之一——对于一家省高级法院而言,就更是如此了。海南省高院如此为之,法律尊严何在?它的公信力又在哪里?

另一方面,司法独立是业已被中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所确立的一个现代法治基本原则;相对而言,行政机关的日常工作独立于司法机关,也同样是现代法治基本原则之一。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按照法院的生效判决办理其管辖的相关行政事项,这正是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公共管理日常工作的常态,对此,作为维护法律尊严和法治秩序的司法机关,理应支持、协助、督促才行,怎么反倒加以阻止呢?况且,它又有什么法定权力去干预一宗依法实施的行政行为呢——哪怕其实施主体是所谓的“下级”行政机关?有哪一条法律赋予“公函”有大过一项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何况还是自己做出的判决?这实在是一件比古人所言“以子之矛陷子之盾”更不可思议之事。

海南省高院在发出“公函”之后一月,又作出了一个对此案进行再审的决定。据悉,唐开兴、蔡宝银夫妇已向最高人民法院反映,认为海南省高院的再审决定不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再审条件。目前,该案已被调往最高法院,有关方面正在等待后者给出审查结果。然而最近却又传出一个匪夷所思的消息——《北京青年报》4月14日的消息说:“近日,该案二审阶段审判长李山,因受海南省高院领导压力,已被迫辞职。”

这真如电视剧中情节一样地“扑朔迷离”。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法官的独立审判权是受法律保护的。即便李山审判长在该案的审理活动中有过不当甚至违法、渎职的行为,或者主观上无故意却在客观上办了错案,也应该在通过正常的纠错程序使案件重新结案后,按照有关法官惩戒的法律规定和法官任免的法定程序,给予处理,怎么能够在最高法院尚未给出最终审查结果之前,就以施加压力的办法,逼迫一个合法任命的法官辞职呢?

据《财经》杂志报道,上述“海南第一奇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并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其中包括产权之争、程序之争和证据之争。而在我看来,此案二审判决后海南高院的一系列有悖于法治原则的做法,同样值得我们悉心关注并认真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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