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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李鸿文说乔姆斯基  

2006-08-11 16:23:16|  分类: 拿来主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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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在鸿文博客上读到他的再说乔姆斯基,余在其后用惯常的猪言猪语评论道:四脚朝天赞成。刚才把其前一篇——知识分子更乐意背叛良知找出来又复习了一遍。干脆把两篇一道转贴过来吧,以方便学习,同时扩大影响,让更多的人受益
 
 
 
   我是在大学三年级时才听说乔姆斯基的名字,一门语言学课程上,提到他的《句法结构》,提到他的转换—生成语法。从1955年秋天开始,他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曾任该校语言学与哲学系主任,并任该校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为语言学界培养了一批有素养的学者。
   有关他在语言学上的成就,还是转引一段资料:乔姆斯基在过去几十年内在语言学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他反对Skinner的行为主义语言学。在Skinner看来,人和动物差别不大,都是对环境的刺激进行反应,并通过模仿环境而学习语言。但乔姆斯基认为这种理解根本无法说明孩子惊人的语言能力。孩子通过有限的语言练习,即可掌握很复杂的语法规则,并进行创造性的运用,这不是用模仿就能够解释得了的。这说明,人类的自然具有某些独特性,人的大脑中或许就有一种语言潜质,使人得以理解复杂的语法规则。乔姆斯基致力于研究这种先天的语言潜质。
   乔姆斯基对先天和先验的强调使得乔姆斯基和笛卡儿站在一起,而与洛克的“白板论”拉开距离。他也宣称自己的语言学是笛卡儿式的。如此,人就其自然来说,就具有某些创造力的潜质,一个好的社会,应当是让这些创造力发挥出来,而不是通过权威的系统来压抑它们。乔姆斯基的无政府主义,就与他对人性的这一看法联系在一起。他反对集中,自上而下的权威,无论是政府还是资本主义企业,而赞同分散的和地方化的民主-联合的权威。
   但是,我对他的敬意,却不仅仅是他语言学上的成就。刚刚出版珠法国《问题》周刊上有一篇文章称他是“备受争议的人物”,还有人说是“美国社会的牛虻”。《中华读书报》去年有一篇文章介绍了他,认为他是一位“大写的知识分子”。(可能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主要是指“9·11”事件发生时,乔姆斯基一鸣惊人地反指“美国本身便是头号恐怖主义国家”,此后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便很难再见到乔教授的音容墨迹,主流知识分子——无论左右,往往也与诺姆·乔姆斯基这样的好斗者保持距离。他的声音更多是通过校园演讲、“油印”小报、海外报刊、互联网,以及小出版社的出版物达于外界。
   而我更欣赏的是他对当下的美国社会的认识:美国是一个岛屿社会。如果赞成他对美国的描述,那么,我要补充一句,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处在文化的孤岛。(有关这个论述,我会在以后的文章中加以阐述)
   从乔姆斯基,我想到班达,想到他的《知识分子的背叛》,班达描述的背叛,以上个世纪30年代以前为素材。就像一位先验的预言家,他痛斥了知识分子假借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背叛了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想。班达反对柏拉图的“哲学王”型的知识分子(想想那些帝王师的嘴脸!),倡导的是以苏格拉底和耶稣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介入社会的方式只能是抽象的公正、真理和理性。
   ——反抗是知识分子的永恒主题,但很不幸,知识分子更乐意并习惯和擅长背叛良知。
   不说那些学界的丑恶诸如儒学家重婚敛财、学术腐败等,在我们所熟悉和敬仰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中,他们又是以怎样的方式背叛呢?我认为,一种被民粹主义所裹挟的公共话语,更值得我们警惕。
 
 
 
   8月1日在《知识分子更乐意背叛良知》的博文中,我表达了对乔姆斯基的敬意。南都8月8日的文化版块上的封面,用一整个版的篇幅介绍了这位“美国政治的牛虻”,与我的博文中的评价稍有区别,我引用的是“美国社会的牛虻”。
   纽约时报一直对乔姆斯基没有好印象,同样,乔姆斯基对纽约时报也一直保持着距离。但在前天的该报网站收费评论版中,乔纳森·弗里德兰用近2000字的篇幅隆重介绍了乔姆斯基的新作《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
   乔姆斯基在书中描述了另一个美国,一个与我们的新型媒体和真正的主流文化所竭力浓墨重彩美化的不一样的美国。美国于那些人而言,就像是照亮世界其它国家的自由和民主的灯塔,但他认为,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乔姆斯基对全世界说,美国这个“山巅上的光辉之城”已经腐朽和衰败。
   与意识形态中的某种倾向不同,我认为,对美国的批评,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得到心理平衡,更不意味着我们超越了美国,而是从乔姆斯基对美国的批评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这里,我称乔姆斯基为先知——主要是我的中国立场。
   美国不是民主国家,那么,民主国家的标准又是什么呢?乔姆斯基运用的是语言学上的解构方法来剖析美国的。如贫富问题,对美国最富裕的1%而言,他们的财富在1983至1998年间增长了42%,但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实际收入并没有增长。再反观我们,农民工的实际收入增长了多少呢?再谈到医疗保障体系,美国的浪费现象当然很严重,但我们呢?在上世纪70年代,毛领导下的的赤脚医生制度,让更广泛的人受益,虽然是低质量的,但是,基本的医疗条件,包括免疫防疫是有保障的。这个时期的中国医疗卫生体系,曾被联合国奉为全球发展的典范,但是今天呢?成了新三座大山。
   当然,脱离历史条件的简单数字对比并不具备说服力,我真正想说的是发展模式和方向。我们选择什么,我们以谁为典范?更重要的是,我们理解的民主和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回到新三座大山的话题,是不是我们要走回头路,回到赤脚医生的年代,回到知青的年代,回到人人住窝棚的年代呢。我们想回也回不去了,因为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我同意这样一种说法,自由正在被误解。但吊诡的是,东方和西方,对自由的误解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竟然能从不同的错误方向出发而到达一个同一个更加错误的汇合点。
   而乔姆斯基与左派和右派都警觉地保持着距离,特别是在美国的“爱国主义”极度膨胀的时期。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班达所谓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背叛。而在英国人弗兰克·富里迪追问“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的时候,乔姆斯基作出了回答。知识分子应该有良知,应该服从内心的召唤,而不是“爱国主义”,也不是我们现在的民粹主义或伪民粹主义。
   有关中国的民粹主义,在一篇这样的博文里如果点名到姓有失厚道。但对时下的媒体而言,在一些慷慨激昂的批判和启蒙中,民粹主义对国家和民族的伤害,丝毫不亚于美国的“爱国主义”。我一直认为,有关房价问题,有关对富人的声讨,有关贫富差距,还有公平与效率的选择,以及对张维迎的围剿,媒体并不是出于良知。在我们放大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会失去什么呢?
   在声讨中,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我们曾经讲过,现在也还在讲,不要事事都依赖于政府。比如房屋政策,政府惟一可做并且能做的事就是提供廉租房或对极个别极端贫困人群提供公屋,可是,在一篇篇雄文中,我们将矛头指向政府,面对这种压力,政府的功能会越来越强。某种意义而言,是我们赋予了政府的不当权力。政府藉此更深入地介入我们的私人空间,政府的干预就更具有合理性,更替天行道。
   我宁愿要一个什么也不做的政府,也不愿要一个什么都做,但什么也做不好的政府。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固然面目可憎,我也没有丝毫好感,但是,我们在对他们批判的时候,能否更多一点耐心地倾听他们的发言呢。我们没有耐心,我们也失去的一种选择。
   如果我们从错误出发,我们永远不能接近光明——以此再次向乔姆斯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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