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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转一篇鸿文大作:叙拉古的诱惑——舒展双臂拥抱极权和暴君  

2006-09-14 00:55:13|  分类: 拿来主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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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开始时人类并不存在,世界终止时人类亦不存在。
                     ——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
         
   公元前368年左右,柏拉图扬帆前往叙拉古,这是他的第二次叙拉古之行。上次,他的哲学王的梦想以及哲学的尊严,受到暴君老戴奥尼索的无情嘲讽和践踏,所幸还能捡回一条老命。这一次,他在昔日的学生兼忠实粉丝迪恩的劝说下,再一次踏上实践哲学王使命的征程,他把希望寄托在老暴君的儿子小戴奥尼索身上。

   小戴奥尼索具有老暴君不同的潜质,他喜欢思辨,爱好哲学,这一点,很像现在的要员们举行的各种有关政治、经济、法律的学习活动,甚或像湖南郴州那位“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三玩市长”,利欲熏心的同时,也不忘吟诗作赋。学以致用当然好,怕就怕知识、哲学,被这些人用来装点门面甚至欺世盗名。

   柏拉图出发前忧心忡忡,百感交集,想必也有类似的担心。他的担心不无道理,事后证明,暴君永远是暴君,无论他爱好文学还是哲学,或者亲民的模样拿起话筒高唱流行歌曲卡拉OK一把。小戴奥尼索很快就对柏拉图表示了厌倦,而他的粉丝学生迪恩,则因此而遭受流放的厄运。

   柏拉图的叙拉古之行成就了《会饮篇》的不朽地位。按现在的标准,小戴奥尼索同样也是一位知识分子,而他的求知动机与其政治上的暴政野心紧密联系,柏拉图希望通过改变动机来调节他的野心,最后,这个宏伟蓝图彻底流产。

   自此之后,叙拉古之行不仅成为西方文明的遗产,而且还成为知识分子身上一个寄生的隐喻。1934年,海德格尔在可耻地当了一年弗莱堡大学的纳粹校长后重返教席时,他的一位同事讥讽地问他,“君从叙拉古来?”

   这位同事是何方高人现在没有多少人关心,但是,他的经典诘问让在时间中思考存在的海德格尔苍白无力。

   今天的叙拉古在哪里,今天的小戴奥尼索在哪里?

   稍有智识的人都可以作出回答。马克·里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书中给出的一个答案,但这个答案并不完整。

   哪里有暴君,哪里就是叙拉古;哪里有极权,哪里就有小戴奥尼索。

   ——这才是全部答案。

   而马克·里拉关注的是知识分子何以不能抵御叙拉古的诱惑,按纽约时报的书评,他在失望感的驱使下写就这本才华横溢的著作。在揭示真相的同时,也击跨了那些知识巨擘——曾被当代中国青年视为西方文化的偶像。

   我在读研时就开始阅读海德格尔,直到现在,《存在与时间》对我而言仍然是一个艰难跨越的山峰。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萨特的作品,《存在与虚无》、《厌恶》、《词语》、《自由之路》以及若干剧本、论文,至今还摆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那是激动人心的岁月给我烙上的阅读偏好,但这并不妨碍我向海德格尔表示学术上的敬仰。他是那么伟大,那么澄明,因此,他的那点历史上的污迹很容易被我在有意或无意间抹去。

   原谅海德格尔的还有他一辈子的秘密情人,在学术上同样不朽的汉娜·阿伦特。她是他的学生,她也算得上是雅斯贝尔斯的学生,故事情节的发展很像当代的中国小说,但是,当代中国还没有哪一位作家具备理解他们之间关系所蕴含的象征意义的智识(在以后的文章中,我将抨击中国当代的侏儒作家们)。

   海德格尔在认识雅斯贝尔斯时,后者已经取得学术上的巨人地位。介绍他们认识的是胡塞尔的夫人,她那睿智的开场白更像是命运的预兆:“他是现象学的儿子”。这是一个哲学上的反讽,“现象学的儿子”埋葬了(虽然并没有亲手)“现象学的父亲”,无论是学术还是肉体。

   雅斯贝尔斯从一开始就对海德格尔青睐有加。一方面看在胡塞尔的面上,另一方面,尽管在第一次见面就受到冒犯,他还是被这个年轻人深深折服。对一个功成名就的人来说,承认这一点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面对的是一个即将超过自己学术地位的未来世界的思想巨人。雅斯贝尔斯是如此优雅,在以后的交往中,他充当了朋友的角色,完成的却是庇护人的使命——要知道,对海德格尔这个经常扮演政治婴儿的人来说,这一使命是何等的艰巨。

   汉娜·阿伦特同样被海德格尔的思想光环所吸引,其实,这个表述对前者并不公平,在另一面,海德格尔也被汉娜·阿伦特所吸引,或许,用坠入情网更为恰当,但构成这个情网的要素,并不是平庸的才子与佳人的故事。尽管还需要指引,但阿伦特早就显示出智力上的卓越,作为女人,她有资格超凡脱俗。

   情节在开始时就埋藏着伏笔,阿伦特并没有因为不能充当现实中的教母而懊恼,恰恰相反,在经过雅斯贝尔斯的调教之后,阿伦特更能明白,与现实中只能有短暂欢愉的情人相比,精神上的情人更像是一顶光彩夺目的后冠。她小心翼翼地保守着秘密,此后仅有的几次相会,也是在他的旅途中,伟大的哲学家和一位同样伟大的政治思想家的偷情并不比车站旅店的贩夫走卒们更加圣洁。

   如果没有纳粹,没有二战,或许这是一段让人津津乐道的哲学传奇。事实上,海德格尔并不像他事后修补形象时所说的那样,是被纳粹所迷惑。政治婴儿比政治成人更加精灵古怪,更加狡黠,海德格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文化纳粹,让海伦特难以释怀的是,他在主张消灭犹太人的同时,又从她这个犹太女人那里得到肉体和精神的享受和满足。在海德格尔被纳粹送上荣誉之巅时,海伦特却艰辛地踏上了逃亡之路,期间,她还经历了另一位思想巨人本雅明穷途末路时的自我了断。

   战后,海伦特原谅了海德格尔,尽管让她郁结于心的是他从没有对过去有过丝毫的忏悔;雅斯贝尔斯也原谅了海德格尔,正是前者最权威的签定,海德格尔才能重返学术,但从没见过后者对前者有丝毫的感恩之情。这里的感恩,是前者希望他能从中反思,让反思成为思想上的财富,但后来他发现,海德格尔不仅没有反思,反而更加舒展地张开双臂,怀念着极权社会——此时,他在学术界复活了,被万众敬仰,被朝拜。

   我们也被他耀眼的光芒所晕眩,而马克·里拉,一个愤世嫉俗的自由主义者,无情地摧毁着海德格尔苦心经营的形象,还原了一个文化纳粹的真实面目。在马克·里拉的笔下,施米特、本雅明(M主义者)、科耶夫、福柯、德里达,无论是拥抱西方的纳粹还是东方的极权,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但是,马克·里拉的口吻,更像前几天的布什,尽管他也反对过布什,但是他们是多么神似。当布什将纳粹与伊斯兰组合成一个新的名词的时候,马克·里拉组合的另一个名词是纳粹与极权。

   可他不会想到,在他的国家,在自由与民主的模范国家,在反恐的名义下,公权正在扩张,正在以正义的名义扩张为极权,而东方也因此有了扩张公权的借口。我们要注意的事实是,自由的理念和价值,正在民主的旗帜下全方位地萎缩,而知识分子,如果还有知识分子的话,要么噤若寒蝉,要么充当帮凶。

   我本来打算躺在书房的单人床上,裸露身体休闲地阅读,这是我通常的阅读方式,因为当你赤裸身体阅读时,你与作者更容易在心理上接近,你和他的对话更能直达灵魂,但是,昨晚我不能这样做,马克·里拉是那么锐利,我不能忍受他阴鸷的透视。我起床穿好衣服,正襟危坐,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然后,无比沮丧。

   我不知我将来是不是知识分子,但我可以肯定,我现在不是,实质上,到目前为止,我也不敢肯定当代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

   有一个细节或许不能忽视,在我掩卷沉思时,一道闪电划亮了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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