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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争是中国知识场域自主性确立的核心(转文)  

2006-10-05 13:46:47|  分类: 拿来主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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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争是中国知识场域自主性确立的核心

——读刘擎《当代中国知识界“学术”与“思想”的分裂》
 
思霑
 
我这篇文章不采哲学或文化的角度来说中国知识界的困境,而是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前者为里,后者为表。
 
“场域”概念源于布迪厄。先说为何知识界作为一个场域需要自主性。中国在1949年之后,官方致使知识界丧失自主性,导致整个社会的疯狂,我以为是因为社会的头脑——知识分子失落了。我们开始怀念民国时代相对自主的知识界,怀念“五四”学人。当然,也羡慕西方。于是在所谓的“后文革时代”,中国官方不得不退出了放弃了对知识界的全面操控。
 
可同时,中国官方仍然要求知识界为其政权的合法性提供学理依据,当然,这有时近乎一种苛求,因为政权本身有些部分根本无学理依据可寻,比如对法的精神的践踏。于是导致了次级场域“理论界”的产生,更导致了理论界的形式主义。
 
再同时,中国官方对公共论争(也说“思想界”)的控制并不见得有所放松,相反有时还有所加强。
 
还同时,中国官方对知识的“大生产”(与学术专业化的“有限生产”相对)的控制也相当紧,使“学术界”受制于官方力主的刚性学术建制,学者要么生产大量学术泡沫,要么躲进象牙塔。官方不当地使用了政治与经济的权力。
 
至少是这三点,说明了知识场域(分为理论界、学术界、思想界)的自主性确立的紧迫。
 
据刘擎介绍,布氏认为,知识场域的“自主性”取决于内部规则:权力场域的经济场域的外部规则越是服从知识场域本身的内部规则,知识场域的自主性程度就越高。我们可以寻出思路,即要确立知识场域的自主性,应当让中国知识场域的内部规则拥有主导地位,而知识界三大次级场域中处于核心的是“学术界”,所以首先要做的是“学术界”的自治。而这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争。这不是理论界的压制以及思想的论争所能替代的。
 
学术论争可以为理论界提供最基础的学理基础。我以为,理论界的确有存在的意义,因为一个政权的确需要一个理论界来为其提供合法性论证,而理论界的主要工作也的确应当是讨论本国政治学,可它不应拥有官方赋予的排他的强制力,或者说理论界信奉的理论应是不妨碍学术发展的。如何做到这一点?专门从事纯学术研究的群体,并非理论界,而是学术界。所以,理论界应当遵从学术界的达成的最低共识。而中国的现状是很奇怪的,理论界讨论的不是中国政治学(是否存在独立的政治学在中国是受怀疑的),甚至不敢讨论中国政治,而成为了中国官方的工具,理论界中多博士、教授,可他们遵从的不是学术界的共识,而是官方给他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一旦违反即无效。而“四项基本原则”不具有学术性质。
 
学术论争可以为思想界提供最基础的学理基础。思想界是知识分子关注公共论题的场域。我看到过许多论社会问题的评论,里面有的是有深度的,比如任不寐、王晓渔、刘擎等论者的文章。可是即便是他们也不可避免地以一些并不成其为公理的“公理”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否则就加入大量的个人的学术论述,可由于没有经过中国知识界本身的论争,因而并不服人。任不寐对文学以及中国古代哲学是存在偏见的,而这偏见我相信若经过充分的学术论争是可以改变的。中国的学术界没有“范式”,以致思想界的论争虽激烈,实际上是各说各的,没有结论。而学术论争太缺乏是这一切的原因也是后果。
 
中国实际上是受制于官方的理论界在操纵学术界与思想界。官方对待学术界的方法是,建立刚性的学术建制,并让理论界在这个建制中处于中心地位,如各大学的全校公选课,铁定的有马列主义,且不问专业,入学考试一律规定全国统一的马列主义考试分数线。理论界的形式主义风气也漫延到学术界,知识的“大生产”产生了大量学术垃圾。对待高校老师,也限制较多。官方对待思想界的方法是全面控制各种媒体,包括网络。任不寐、何清琏等人就被封杀了。
 
所以中国需要学术论争,还学术界以自主性,进而确立知识场域的自主性。上面说了,学术论争实际上受制于官方,知识分子没有真正的学术论争的机会,于是他们走向两条不归路,一是英雄干预式,一是洁身自好式。鸣则死,不鸣也死。怎么办?鸣还是要鸣的,如王晓渔所说,赵氏托孤需要走着两条路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共同作用,守住学术的底线,曲折地挺进。那两条路若分开走,必死无疑,因为只会加剧学术与思想的分裂。要知道,知识场域的自主性的确立是一项集体事业,单枪匹马永远不会成功。
 
具体来说,知识分子作为个体该怎么办?我是这么想的。首先,要求知识分子作为个体,尽量拥有更为强大的知识储备。少不得要去留学,因为本土的学术环境实在欠佳。因为知识界急需的是自由主义,所以这个外部环境要求知识分子更多地选择英美。其次,个体的知识人,即便再富有才华与经验,其个人论述在没有经过中国本土的学术论争之前是无效的。这要求知识人立足本土,休想在域外旁敲侧击。同时,时时不可忽略与西方学界的交流。再次,个体的知识人不论是否置身刚性的学术体制,以一切合法的手段致力于学术论争的开展。体制不是铁板一块,毕竟知识场域的三部分原则上的共同基础是“知识理性”,学术论争只是整体程度上相当匮乏。中国的学术论争可以在体制的夹缝中发展。
 
最终,学术界会在知识场域中居于核心位置,这样才能促使知识场域自主化,不附庸于官方,也不附庸于西方知识界。这样,官方不再控制知识界,官方可以与理论界关系的确立以“订立合同”来代替公权力地涉入。理论界可以以平等主体的身份来参与知识界,这样官方反而能更好地巩固自己的政权。要说明的是,官方不可能自动地放弃对知识界的控制,这有赖于学术界自身实力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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