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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评论员

 
 
 

日志

 
 

“东亚共同体”和“大东亚共荣圈”  

2008-05-07 13:57:54|  分类: 随笔闲言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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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席访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评论员文章《中日合作是东亚共同体的基础力量》。文章说:

 

东亚是东亚人的东亚,美俄等外围国家不会主导东亚区域合作,中日作为东亚的两个核心大国,应该起到双火车头的作用。只有中日更加紧密地经济合作,才可能形成东亚共同体。当前世界经济的权力中心正在向亚洲转移,这是建立自主与繁荣的亚洲的历史机遇,而实现的基础就是东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全面合作。

 

中日两国需要友好和共赢,需要共同面向未来的勇气以及振兴亚洲的使命感。政治家不应该为了政党利益或意识形态的分歧,而丧失东亚崛起的历史机遇,丧失两国来之不易的友好关系,中日友好是两国人民之福,中日交恶是两国人民之祸,也是亚洲之祸。

 

因此,日本应去除长期具有的“脱亚入欧”的优越心态,日本的未来应冀望于回归亚洲,而只有决心立足于东亚才能促进双边或者多边的合作。

 

那么,什么是“东亚共同体”呢?《环球时报》曾经给出了一个解释:东亚共同体是地理邻近的东亚各国希望通过长期的相互合作和一体化进程而形成一个紧密整体。它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地区认同的基础上,并非一个排他性的集团,也不针对任何区域外国家。“东亚共同体”应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基石,通过自由贸易区、经济共同体、货币联盟等形式,由低级到高级,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织、相互联结而成一体的关系状态,并由此进一步发展为安全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

 

其实,东亚共同体绝不仅仅是或者说只会是个经济共同体。而要最终形成一个安全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也绝非易事。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基础,这个共同体就只能是个乌托邦。在东亚及东南亚国家中,就有人把这一构想视作从议会制民主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汉字文化等共同的价値观中所归纳出来的意见。对此持乐观态度者认为,共同体通过经济交流,可以促进各国之间政治对立的逐渐消除,亦有可能促进了中国的民主化。

 

但反对者担心中朝等国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价值观,会阻挠共同体的形成和运作。欧洲共同体的形成,有其基本前提,那就是,在欧盟各国之间存在着基督教-天主教这样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基础,这也正是它们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原因之所在。相对起来,曾经支配着东亚地区的儒教,如今已不能说是该地区的共同宗教了。遑论五花八门的政治意识形态。因此,日本方面的反对声音认为,日本应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非东亚共同体,与价値观彼此相近的美国形成共同体。

 

因此,呼吁日本去除长期具有的“脱亚入欧”的优越心态,有点困难。而日本方面也有人强调,东亚共同体不搞则已,要搞就不能让中国控制。所以在去年举行的第三届东亚金融合作会议上,面对有些人对东亚合作前景存有疑虑,认为中国和日本要争夺东亚共同体的领导权,吴建民声称中国无意领导东亚共同体,地区合作东盟走在前面,东亚共同体建设以东盟来领导,中日只是“加强合作”。但尽管如此,也难以消除日韩及东南亚诸国或地区的疑虑。

 

实际上,历史上曾经有个类似构想出笼,却以惨败告终。其最大的原因,在我看来就存在于政治意识形态上——虽说表面上是以民族主义为表现的。相信我说出那个“类似构想”来,有人会骂我汉奸。但话到到嘴边了,还是让它出口吧。那个“类似构想”,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东亚共荣圈”。

 

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提出的邦联制战略构想与政治号召。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发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宣言,欲树立“中日满三国相互提携,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助连环的关系”,提出此基本政策构想的为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的“近卫声明”,大东亚共荣圈,以日本与东亚与东南亚以“共存共荣的新秩序”作为建设目标为意义。

 

1940年8月,近卫文麿首相首度明白指出“大东亚共荣圈”的名称及指明中国、朝鲜、日本、满洲国、法属中南半岛、荷属印尼、新几内亚等大洋洲,及澳洲、纽西兰、印度及西伯利亚东部等地为大东亚之范围。大东亚共荣圈中,日本本国与满洲国、中国为一个经济共同体。东南亚作为资源供给地区。南太平洋为国防圈。而且为实现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在内阁设立大东亚省,并且于1943年11月5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与满洲国代表首相张景惠、南京国民政府代表行政院长汪精卫、泰国王子汪歪搭雅昆·瓦拉汪、菲律宾总统劳威尔、缅甸总理巴莫、自由印度临时政府首席代表钱德拉·鲍斯等共同召开大东亚会议,并在会后发表《大东亚宣言》揭暨其目标。

 

我想说的是,对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而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那个臭名昭著的构想,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但却随着二战的结束而灰飞湮灭了。本质上说,“大东亚共荣圈”和“东亚共同体”其实是一回事。

 

这个问题太复杂也太危险,就此打住了。最后只想说一点:我十分赞同《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员文章的观点,中日友好是两国人民之福,中日交恶是两国人民之祸。爱国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可别帮了倒忙,而把自己变成真的“爱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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